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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李田田事件能够公然发生，说明社会上的人权意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人权意识还不够，要提高全社会的人权意识，首先要提高关键少数的人权意识，提高立法、执法、司法、监察者的人权意识，真正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以人民为中心。这个问题我们从法律上研究的少一些，其实它就是生存权问题。

制定修改《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形成完善的反腐倡廉党内法规体系。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是什么？我们学界应该有共识。毛泽东早期的主体观是臣民观，我是大清的子民。这些都是从西方学来的。第一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和诉源治理等工作，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③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21]由于公权利在理念和功能上与国家权限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所以国家的公权利无法被普遍承认。

实体的权利义务应归属于国家，纳税和服兵役等均是私人与国家而非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如公民是向国家而非特定机关履行纳税或服兵役的义务。（一）国家法人理论的形成 虽然法学上的国家人格概念可追溯至十六世纪以降的自然法理论，但以国家人格为核心对国家法体系进行全面建构始于十九世纪的德国。[69]张树义：《行政主体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2）。为了实现保障公共福祉的目的，国家所有权的行使须受到公私法不同层次规范的调整，国家所有权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注释: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法典化时代行政法的请求权构造研究（2022M713657）阶段性成果。[54]宇贺克也：《国家补偿法》，23-2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国家并非主权者，它不过是人民所组成的共同体与公益的人格化。在君主制之下，君主是决定国家法人意思的最高机关，总领统治权。三是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的理念。公权利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在概念构造上以私权利为模板。

人民是设施的主人，受人民委托和任命的最高国家机关代表人民直接领导国家这一设施。[35]国家机关不具有独立人格、不享有权利，仅具有特定职权，机关之间的争议无法经由诉讼解决。[22]而坚持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哈特穆特·鲍尔则指出，承认国家具有公权利不仅契合民主秩序中国家与私人之间相互关联的权利义务情形，而且也有利于对国家与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整体观察。[31]正如国家的私权利会异化、有蜕变为机关权利的危险一样，国家的公权利也不例外。

国家法人理论的必然归结是，国家自身就是享有主权和最高权力的主体，国家机关成为国家法人的意思机关。其三，机关法人理论弱化国家责任，不利于保障私人利益。

[75]薛刚凌：《行政主体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1（2）。[40]但与私人公权利不同，机关权利不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它首先而且主要是一种行为义务。

权利的行使方式并非权利的本质要素，承认国家具有公权利与国家如何行使公权利并不必然相关。一般而言，国家法人与机关之间的关系可归结如下：首先，国家法人通过机关进行活动，国家机关活动的法律后果属于国家法人。[59]依循此制，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将国家机关而非国家视为法人，有独立经费的机关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二是国家法人理论有违人民主权原则。另一方面，机关法人理论将国家阻隔在民事责任之外，而代表国家行动的机关成为了国家的替罪羊。尽管国家组织与政治过程密切相关，国家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调整对象不同，但否认国家与机关、机关成员之间的关系受法支配，不仅危及私人权利保障，而且也忽视了内外领域的交错性。

机关权限也并不必然是主观权利的建构模式，客观法也可实现同样的功能。但与耶利内克不同，汉斯·J.沃尔夫更加凸显机关的法律地位，为国家机关提供了成为独立法律主体的可能。

为实现公共任务，国家机关以自己的名义为国家进行活动，国家机关在民事活动中产生的经济责任与损害结果，最终也应由国家负责。[60]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135-136页，法律出版社，2020。

它既是政治共同体和公共利益的人格化，也是国内公法权利义务的最终归属主体。对于国家而言，亦是如此。

[4]Ulrich H?felin. Die Rechtspers?nlichkeit des Staates. J.C.B.Mohr, 1959. [5]Hans J. Wolff. Organschaft und Juristische Person. Bd.II. Carl Heymanns Verlag, 1934. [6]Ernst-Wolfgang B?ckenf?rde. Organ, Organisation, Juristische Person. In Christian-Friedrich Menger (Hrsg.). Fortschritte des Verwaltungsrechts. Festschrift für Hans J. Wolff zum 75. Geburtstag. C.H.Beck, 1973, pp.269-365. 相关中文介绍，可参见王锴：《机关、机关法人与国家法人说——基于国家组织法的考察》，载《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组编：《人大法律评论》2019年卷第1辑，153-155页，法律出版社，2019。所以问题在于：在民主制中，为何还要将国家视作法人？本文认为，民主秩序虽然以个人自由为前提，但也要对自由之间的冲突、社会秩序的形态、政治自主与个人自由的界限等问题作出决断，从而使个人自由、社会秩序以及政治的统一性得以可能。[41] 本文认为，权利能力具有相对性，并无所谓部分与完全之分。不可渗透性理论将自然人的人格图像生硬地移植到国家，[36]排除国家法人内部存在法律关系的可能，不当地简化和限缩了公法学的视域。

所以，在国家法人理论中，不仅人民被降格为国家法人的功能机关，人民主权和人民享有制宪权的图景也无法得以完整展现。陈清秀：《行政诉讼法》，243-244、323页，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

国家与私人关系的法律化意味着双方主体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冲突，并可由法院裁决。从法的角度来看，为了解决国家在国内法秩序中面临的权利义务争议，国家一般被视作法人。

机关法人理论意味着国家机关应自担责任，但机关并无独立财产，只具有独立的经费。[66] 有鉴于此，应当否认机关法人理论，肯定国家的法人地位。

[24]权利概念仅涉及前者，它只是表达了利益的主体从属性。日本通说虽采代位责任说，但自己责任说也并非不可能，将日本《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的国家或公共团体理解为公权力的归属主体，这通过自己责任说容易得到说明。现代国家是权力集中化的政治统一体。一般而言，宪法确定的基础命题应该辐射到具体的法秩序中。

[44]如私法人通常仅在私法领域具有权利能力，公法人的权利能力则限于为执行公法任务所需要的活动，这不仅指向公法也涉及部分私法领域。2.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 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务界向来坚持机关法人理论，这尤其表现在行政主体理论中。

参见张成松：《机关法人的概念反思与再造：一个财政法的考察视角》，载《北方法学》，2020（6）。[27]国家公权利否认说的悖论在于：原则上承认公权利与私权利的本质相同，但具有权限的国家法人可以成为私法主体，却不能具有相同本质的公权利。

在耶利内克的学说中，统一的国家人格意志是公法体系建构的关键，立法、行政与司法只是作为国家人格的表达和功能。国家机关仅依据法律法规才代表国家对于国有财产具有一定的管理和处分权限，但它并非所有权主体。